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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 韦泱:那些年 我的诗坛前辈

人围观  作者:诗王  2019-03-16 
标签: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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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3期

那些年,我的诗坛前辈

韦 泱

年至花甲,难免怀旧,常念我三十余年来,多有交往的前辈诗人,聆听謦欬,得益匪浅。回首新诗百年,一代代现代诗人为之筚路蓝缕、苦苦探求,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我记忆所及,只是大海之一粟,然亦是诗坛雪泥鸿爪,颇值珍视。

二位上海诗坛元老

先说任钧先生吧。

那年他已入住松江老年福利院,因没通地铁,交通不便,一般很少有人去看望他。在那里我见过任老女儿卢莹辉(曾任市府副秘书长)、卢琪辉、儿子卢琮辉,以及女婿著名画家方增先,他是雕塑家卢琪辉的爱人。与任老熟了,他说他儿子在建行工作。这样,我才得识建行信贷部老总卢琮辉,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因为平日过于寂寞,每次我去,任老显得特别高兴。

他是我见到的资历最深的诗人。他九十五岁高龄走完人生之路后,我感慨地想:他悄然离开了诗坛,离开了他所挚爱所钟情的缪斯,这足以让活着的诗人们回首前尘,在唏嘘之中对诗坛做新的省察。

对于任钧,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左联”盟员。在上世纪20年代,任钧就加入了蒋光慈、阿英等人组成的太阳社,成了这个社的骨干。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太阳社成立仪式。白色恐怖,阴霾密布,太阳社公然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号,这让后人仿佛触摸到这批文学青年的血气方刚和文学胆略。太阳社与创造社一样,成了中国早期新文学运动富有影响的文学社团。1930年代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太阳社全体成员按党组织的指示,转入新成立的“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焕发新的创作激情。任钧以他出色的才能,担任着“左联”的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胡风一起,协助党组书记周扬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面对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风云突起的全民抗战,面对当时诗坛上缺乏鼓舞人激励人的现实主义诗歌力作,任钧率先提出成立中国诗歌会设想,这个倡议得到了“左联”的批准,他与穆木天、蒲风、杨骚等一起,“以推动新诗歌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投入到建设新诗现实主义诗风和诗歌大众化运动。鲁迅先生知悉后即给予关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时常听取他们的创作汇报。作为这个社团的领军人物,任钧先后创作了《警报》《妇女解放进行曲》《老人素描》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民众苦难的优秀诗作,出版了《战歌》《冷热集》《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等七部诗集,在“抗日的烽火遍地燃烧”的特定环境下,为新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知道,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诗坛一员勇猛的骁将,任钧以诗歌“鼓与呼”,以文学的形式为抗战添柴加火。“抗战的炮火是美丽的/抗战的炮火是可爱的/它是全民族心脏的鼓动/它是全民族如虹的气息!”读着这样的诗句,读者的血会沸腾。为着更多地读到这样的诗行,我竭力搜求任钧的书。翻译家亦是藏书家的吴钧陶先生知我喜欢任钧作品,将任钧《新诗话》一书割爱赠我。在一次次流连于旧书店的辛苦中,终于淘得《任钧诗选》等书籍。这些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旧平装,是十分珍贵的版本。更为珍贵的是,扉页上都留有任钧老人为我签名的手迹。默视良久,我感到一份温馨,一份关爱。

在任钧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还有过一次愉快的畅谈。那天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他风趣地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过时了不值得一说。其实,未必过时。“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半个多世纪前,任钧在他的《新诗话》一书中如是说。那天,他提起毛笔,将这句话书赠予我,说这话仍不过时。我适时拍下了他写这些字时的神态。我想,这条幅,成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笔墨。这照片,也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当上海最为年长的诗人离我而去,关于太阳社,关于“左联”,关于中国诗歌社,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面询任钧,他翻译的高尔基名著《爱的奴隶》还未及请他签名,给他拍的照片还没冲印出来。然而,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一切未竟之事都不该成为遗憾。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告别里尔克》一文中所说:“诗人即使在今天也还可能留在我们这个已经疏远诗意的世界上,他就是这个诗人,他直到嘴唇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仍然是诗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亲眼见到过他,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悲伤的唯一的安慰。”

辛笛先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诗人,我们间交谈的话题更多一些。大约二十多年前,那时辛笛先生年届八十高龄,身体已显衰老,走路缓慢,后来腰间挂个尿袋,再后来装了心脏起搏器。如此,与他见面少了,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他。归纳起来,话题大致有谈诗歌,谈淘书,还有就是谈他的银行经历。

关于诗歌的谈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新诗易学难工,旧诗难学易工。”在老一辈诗人中,辛笛既写新诗,也写旧诗。晚年他更多写的是旧体诗。旧诗有几千年历史,新诗也就百年历史。对两者,辛笛都有创作实践与体验。旧诗写作看似难,一旦入门,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新诗正相反,看看自由自在创作容易,入门也方便,但写得好却非常之难。所以说,辛笛的话,语简意赅,堪称名言。

淘书也是我们的一个有趣话题。我们知道,早期辛笛出版过诗集《手掌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过一本散文书话集,出版于上海解放前的1949年1月,书名叫《夜读书记》,其中谈的多是他的买书与阅读心得,内容大多是欧美名著,也有对何其芳等诗人的评说。那时,他在银行工作之余,就去四马路上一些旧书店,一会儿与巴金不期而遇,一会儿与谭正璧交谈淘书心得等等。所以,辛笛知道我有淘书的爱好,每次去,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最近淘到什么好书吗?我知道,虽然他年老体衰,已无力去淘旧书了,但仍要分享别人淘书的乐趣。

常常与辛笛聊起他解放前的经历,这就谈到了他的银行生涯,他很少对外谈起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辛笛是我们诗歌爱好者的老前辈。然而,他有过八年时间的银行工作经历。这样说来,在银行这一行当中,辛笛也是老银行,是我的前辈啊。

1939年,辛笛感于国内抗战的烽火风起云涌,就从英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不爱数理化的辛笛,为避免引起日寇的注意,不得已改行,转入银行界工作。是哪家银行呢?听我询问,辛老颇为自豪地说:是金城银行啊。

辛笛谈到,在金城银行,他天天得与数字打交道,从拨打算盘学起。先是担任行里的英文秘书一职,同时兼管银行员工的英文教育和清贫子弟奖学金之类的事务,后任上海分行信托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在银行内帮助工会积极开展员工业余文化活动,如创办图书馆,邀请文化戏剧界著名人士黄佐临、李健吾等,来行里辅导业余话剧队排演进步话剧。在社会上,辛笛尽量运用自己的银行关系,竭力扶持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以贷款或集资的形式,先后支持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创办平明出版社,帮助臧克家、曹辛之等诗人创办星群出版社,出版《创造诗丛》。他还为郑振铎、徐森玉等抢救、收藏珍贵的古籍善本,张罗筹措资金,很快缓解了他们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那时,辛笛还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和“中国新诗”编委等银行外职务。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笔耕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两栖人物”。

为了开展银行业务,辛笛常常奔波于上海与香港之间。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工作。然而,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他毅然回到上海,他觉得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金城银行很快就公私合营了。不久,辛笛转入食品工业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因为远离了文艺界,建国后的历次文艺上的政治运动,辛笛都安然渡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当听到文艺界一个个有影响的熟悉人物受到批判,甚至遭难,他的内心也有恐惧,说不定哪次运动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辛笛的性格属谨小慎微的一路。但他追求进步,认真踏实,有正义感,这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已相当难得了。

每当谈起在银行和企业里的那段难忘岁月,辛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历程。记得有一次,他有点得意地跟我说,幸亏解放前后在银行和食品公司,如果在文艺界,“反胡风”或“反右”等运动,必定难逃一劫。我说:“您有先见之明啊。”他狡黠地一笑,很为自己庆幸。

三位一面之缘的外省老师

三位外省老诗人昌耀、彭燕郊、蔡其矫,我只与他们见过一面。见面不久,他们就离开人世,没有机会再见了。见面时,我称他们为老师,其实都是我的诗坛前辈。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西宁市,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也有着二千多米高的海拔。不曾想到,我竟能在这座素有“高原古城”之称的城市,拜见心中仰慕的诗人昌耀。

只是,见面的地点让人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媒体早有披露,昌耀因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

晌午,青海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显得十分静穆。进得病房,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门口椅子上的正是昌耀。这与我过去在照片上见到的西部汉子般的昌耀判若两人。

昌耀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真是“骨瘦如柴”啊。然而,诗人的头脑依然清醒。当他得知我从上海来,带去上海诗人对他的问候和牵挂时,他连连说“谢谢”。当我递上他的诗集请他签名时,他说湖南有个诗人未央,抗美援朝时我们在一个部队。我说:是的,老未央写过《祖国,我回来了》等许多好诗。

据陪伴昌耀的亲友介绍,春节前后,昌耀的病情较为稳定,年三十晚还吃了十个水饺,睡觉还行,脸上也有了生气。省委领导、朋友们都来向他拜年。近日病情却反复无常,趋于恶化,明显加大了药剂量。此刻,昌耀端着一碗药汤,欲喝未喝的样子。

人们对昌耀的了解实在是太迟了。在他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之前,他很少有诗名。我想,这与他不属于主流诗坛,不属于任何流派群体有关。

昌耀就是昌耀。十四岁到朝鲜战场当文艺兵。负伤回国后,毅然选择了西部青海。因诗罹祸后于高原度过二十年的囚徒生涯。然而,他的创作高度,犹如峻险的青藏高原,令人难以抵达。昌耀曾写过长诗《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都是以青藏高原为基点,对社会对历史对生命做出的反思,并于此建筑自己高原般的诗歌框架。他的语言艰涩、浓稠、古奥、浩瀚,又荡气回肠、引人遐思。以此对西部高原做着隐隐约约的还原,体现出了生命的初始和原创,对诗歌疆域的不断开掘。

梦系魂绕的高原。昌耀曾囚禁于大山,呕心歌颂过大山,如今大山依旧,他却在孤寂中日渐苍老。

过多说话会消耗昌耀所剩无几的精力,我想该告辞了。昌耀说感谢上海诗人对他的关心。我原来带了个相机,想给昌耀拍张照,看他化疗后头发已全部脱去,鼻子上插着根输氧管,我理智地打消了这一念头。

握着昌耀枯槁干燥的手,我想到了“风烛残年”这个成语,我仿佛看到一支摇曳暗淡的蜡烛。可他才六十出头啊。人生道路的坎坷,高原生存环境的窘迫,写作的倾心和玩命,使昌耀的生命过早地透支了。诗,耗尽了他的血液,他的全部热能。对于他所挚爱的诗歌来说,他是自豪的,他无愧于“中国诗人奖”的荣誉。他为中国的诗歌贡献了毕生。

我回沪不到一个星期,就获悉昌耀以极端方式弃世的噩耗。对他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命运的解脱。

因多年前为一家刊物编“七月派诗辑”,北京绿原先生嘱我别漏了彭燕郊,并给了彭的地址。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不被环境左右,始终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文字,抒写心灵,其实他已经自觉地选择了一种难度写作。他或许会被主流磁场疏离,甚至进入寂寥的边缘状态。老诗人彭燕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诗人、大诗人。

彭燕郊在福建漳州龙溪师范学校就读时,因与同学宣传抗日思想,受到学校责难。于是,他们得一老师相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毅然结伴投奔新四军。正巧部队《抗敌报》创刊,给爱好写作的彭燕郊提供了舞台,该报刊用了他的《春耕山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诗歌。之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等。在新四军队伍里,他的创作得到了聂绀弩、黄源、东平、辛劳等人的关注与扶掖。1940年代,聂绀弩曾在彭燕郊的诗集《第一次爱》序言中写到:“他参与了战争,战争给了他的生命、意志的才能,给予他的嘹亮的歌喉和歌唱的情绪与欲望。于是他成了战争之子。”是的,彭燕郊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的人和他的诗,都呈现出一种斑驳的硬朗、苍劲的诗意,然而,在1950年代中期,彭燕郊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株连而入狱,继而定为“胡风分子”被开除公职。他的不少诗只能以手抄方式悄悄流传。直到1970年代末始获人生自由。1979年9月,止息了二十五年歌喉的彭燕郊,在《诗刊》发表了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画仙人掌》。诗歌依然秉承他汹涌、奔突的诗风,并开始了新的诗美追求,即他在步入老境之后的“衰年变法”。他时时有一种类似“决堤”的冲动。在他所有创作中,短诗不短,长诗更是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似乎他天生就是为长诗写作而生。从作于1938年的《船夫与船》,到1990年代末写就的《生生:多位一体》,诗情跌宕,绵延不绝。这既说明他积累的丰厚,也展示他非凡的才华。同时,他在不断探索散文诗的创作。继承鲁迅《野草》对自由的皈依,将散文诗的写作带出了狭义的泥淖,恢复了《野草》富有现代意识的优良传统。诗人以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颠覆了散文诗只能表现小花小草之小感觉的惯性思维,被公认是中国最具现代意识的散文诗巨篇。胡风当年常常引用别林斯基所言“诗之为诗,首先的要求是诗”这一美学原则,被彭燕郊视为诗歌创作准则予以践行。为了一首诗,他会牵肠挂肚几年,甚至几十年,一遍二遍,乃至几十遍地修改,像打磨一件稀有珍品。他在给我信中谈及创作时说:“学写诗已六十多年,愧无成就。诗道至尊,诗学几神,诗艺无止境,有生之年,到底能学到一点不,实不敢说,但性癖所在,仍于此不疲,只能说命该如此了。”足见彭燕郊的谦和淡泊,而又自我要求甚高。过了若干年,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近几个月都在整理自己的习作,偶然兴至,编印了其中二十余首,有点‘民间诗集’的味道,非正式出版物,只为交流、求教,奉上请笑正,但有一些已经发表,虽经修订(我诗往往一改再改),盼勿代投稿为感。”

我知道,其时彭燕郊正整理他的诗全编。他自知不会再活八十年,他要对自己一生写作做个小结。八部长诗是重头戏,还有散文诗集、诗论集等。他深知出书之难,又不愿求人。当有记者采访他,了解到他想每月储蓄五百元,积少成多,自费出书时,不禁哑然失笑:这样一年才六千,要积到何年何月啊。由此可见彭燕郊的天真与可爱。

在1980年代,随着“朦胧诗”的崛起,各种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旗帜林立,山头众多。一直走在诗艺探索前沿的彭燕郊,却没有去凑这个热闹,他从来不自封流派。如说流派,他早就是1940年代颇负盛名的“七月诗派”一员骁将。这一流派的诗人,以血泪写下了历史凝重的诗篇与人的尊严。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他们是饱经沧桑、遭受苦难最深的诗人,也是特立独行、骨头最硬的诗人。在“七月诗派”中,我每与牛汉、绿原、孙钿、冀汸、鲁煤等晤谈,深觉受益匪浅。彭燕郊愈到晚年,他的艺术创造力愈敏锐。创新求变,延长了他的艺术生命,这在老一辈的诗人中实为罕见。然彭燕郊始终是一个“边缘诗人”,而他的诗所渗透出的探索性与拓展性,更博得众多年轻诗人的激赏,不由得发出“认识彭燕郊”的呼吁。人们在谈论他的诗,继而归结出一个新诗史上的独有词语,即“彭燕郊现象”。

记得,“朦胧诗”初起,我与许多诗歌爱好者一样,开始迷恋现代派,却苦于资料匮乏,难入门径。所幸得以阅读彭燕郊连载于报章的长篇诗论《关于现代派》,洋洋数万言,从外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艾略特等,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诗人龚定庵,再到鲁迅的《野草》写作,及艾青、田间等人诗作,条分缕析且鞭辟入里,读后若饮醇醪,余味无尽。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和亮亮谈诗》一书。1980年代,彭燕郊一边进行颇具规模的《诗苑译林》丛书的策划组稿工作,主编着《国际诗坛》丛刊、《现代散文诗译丛》等,一边一如既往地耕作在他的诗歌实验田里。

我试图引用彭燕郊的若干诗句,以佐证我对他创作风格的总体印象。然而,我是徒劳的。在他几百首诗中逡巡一番后,不得不无功而返。我终于顿悟,彭燕郊的诗,无论长构短制,都是一个整体,是无法割裂开来的统一体。以他早期诗作《山国》为例,这首一百几十行的诗,恢宏、雄健、沉着,一泻千里又浑然一体。从时间上推算,那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十七岁的彭燕郊正从少年向青年转型。抗战的烽火,不仅照亮了诗人的思想,亦使诗人从山民的苦难中磨砺着诗的触角。《山国》开首写道:“像一队慌乱的避难者之群/在死亡的威胁下挤聚在一块/像一叠叠被飓风吹刮在一起的波浪/匆忙地急遽地合拢成汹涌的一堆/这些高矗入云的火山呵”。冷峻的诗句,向我们展示出山的鲜明形象,亦是在民族危难时刻的中华民众形象。彭燕郊出手不凡,在高起点上,不落俗套地步入诗坛。时光漫过八十多载,彭燕郊的诗,犹如一部史诗,记载了一个中国诗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那年,经诗人宁宇老师牵线,得以相识远在福州的老诗人蔡其矫。初以鸿雁往返。我将一组诗歌习做寄与诗人求教,不日便接蔡老大札,已将我那蓬头垢面的习作逐行做了精心梳理,拖沓的诗句经他利斧砍削,显得精练多了。他在信中说:“我喜欢文字简洁,不自觉地咬文嚼字,动手把触目处抚平,仅作参考。”

这是我们交往的初始。第一次结识这么一位认真、直率、诲人不倦的诗坛前辈,令我心仪而折服。以后,我将斋藏的《回声集》《福建集》等寄请诗人签名,以为留念。一次,在书架中检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双虹》诗集,我不意间竟淘得两册,便寄赠一册给作者。未料,即得诗人回函:“晋江市政府要我在家乡故居办诗歌馆,就得展览我的著作。可是我从来都不储存诗集,连我老伴为我存一套也被我拆散送人。你送我一本《双虹》,我立即捐赠诗歌馆。”不多日,诗人又驰一函,说:“得知你肯为诗歌馆在上海收集我的旧著,真是喜出望外。其中有两本最难得:一、1979年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蔡其矫选集》,包括几篇散文,该书是中国现代六十本选集之一;二、1993年香港现代出版社委托深圳代理人李建国(深圳作协副秘书长)在北京印刷的小本精装《蔡其矫抒情诗》,只印一千本。此外,任何你能搜寻到的都热烈欢迎。也不求多,不怕破损者。将来我也想向好友征求支援。”

记得,以后我又寄去过一二册蔡老的诗集,以为他的诗歌陈列馆尽绵薄之力而欣然。由此,我们加深了友情。那时虽未曾谋面,我对诗人的了解却逐渐得以深入。

蔡其矫1918年出生在福建晋江市园坂村。八岁时,为避战乱,他随全家漂海远渡,成了印尼华侨。三年后他独自一人回国,入鼓浪屿福民小学读书。1934年,十七岁的蔡其矫见上海泉漳中学来泉州招生,便与十余位同学到上海报考,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入榜,并获奖学金,得以到杭州旅行。由此使他对旅行产生浓厚兴趣,一生乐此不疲。当年冬天,他又带原同班同学司马文森(后为作家)到上海。第二年,蔡其矫转入暨南大学附中读书,受全民族抗日激情的感召,他与爱国同学在地下党组织下,成立“自动救国会”,参加了上海各界联合救国会发起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如占领上海北站,冲击租界的铁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大游行,以及到工人居住区宣传抗日,参加曹家渡暴动等等。当年的《东方杂志》《新中华》都有图片报道。1936年10月,文学巨匠鲁迅逝世,蔡其矫与同学们闻讯后,自发到万国殡馆参加吊唁,并向鲁迅先生的遗体告别。此后,因“七君子”被捕,按党组织的指示,蔡其矫转而与同学们组织文学研究会,办《激流》壁报,用笔作宣传工具,积极报道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暑期,蔡其矫回到晋江老家度假。期间闻悉上海“八·一三”燃起抗战烽火,准备返回上海,却因开往上海的轮船停航。最后不得不遵父之命,重回印尼。短短的三年中学青春年华,蔡其矫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给了他最初的人生磨练与文学熏陶。次年,蔡其矫瞒过家人,将自己的行李放在同学的大箱子里,以送同学为名,一起登上开往祖国的海轮。之后一路辗转来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听徐懋庸讲《文艺与政治》,听周扬讲《艺术论》,听陈荒煤讲《创作方法》,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41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创作《乡土》,尝试以民歌体和惠特曼诗风相结合的形式写作,得解放区“鲁迅奖”诗歌第一名。1942年写出成名诗作《肉搏》。建国后于195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涛声集》,到1980年代出版《双虹》,蔡其矫两度结缘上海,可见他与上海的情分不浅。1979年,大地刚刚回春,蔡其矫参加由艾青任团长的海港访问团,从沿海港口城市一路走进上海,他写下《黄浦江上》:“阳光从晨雾的空隙漏下来/把外滩的高楼染成金色。”在他眼中,这已不是他1930年代见过的上海了。美丽的上海引他讴歌赞美。

二十余年前,我因公干到华东诸地。七月的一日,甫到福州,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拜访仰慕已久的诗人蔡其矫。那天晚上,在南方潮湿而闷热的气息中,我按通讯地址找到位于凤凰池的省文联文学院,一看竟是座文联宿舍大院,我顿时傻眼,没有门牌室号,到哪间屋去找蔡老啊!在门房打听,门卫也是新来乍到,不甚清楚。不过他十分热情地说,我帮你去打听,一定能找到。这样,我跟着他,听他以闽南话与楼下两个知识妇女模样的人一嘀咕,就领我直奔左边门洞二楼,隔着铁门,我大喊一通,终于有一个老头出来,我说“找蔡其矫先生”,他答“我就是”,令我心花怒放。回头谢一声门卫,就跟老头进了屋。屋里有些凌乱。蔡老穿着汗衫短裤,似乎热得吃不消。进屋才想到,我应该自报家门,蔡老听后,笑着说联系好多年了,上海是很熟悉的。接着,他像老朋友一样,将他的近况一一说来。最后他说:“我的一套诗集你有吗?”我说,“知道出版消息,但上海的书店一直未见。”这是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蔡其矫诗歌回廊》,共八册组成,由诗人亲自选定,诗论家刘登翰主编。蔡老接着说:“诗集已不全,你喜欢哪种?”我脱口答说:“我喜欢您的爱情诗,它是您情感与生命的结晶。我亦想更多了解您对写诗的回顾,对诗坛的看法。”他走进卧室,不一会便取出两本集子,一为《风中玫瑰》,一为《诗的双轨》,正中我下怀,只得抑制住内心的喜悦,静待诗人握笔一一签名。我望陇得蜀,请蔡老赠言,他即刻在我的笺纸与笔记本上分别写道“相知不在远近”和“文化使人高尚,艺术造就品格”两句,并钤两枚鲜艳的大印章,气派非凡。这赠书,这赠言,便是我华东之行莫大的收获。趁他题签之际,我端起相机拍了几张照。他说:“一个人住,没法拍合影了。”这使我颇感遗憾。末了,他告诉我,他明天就要启程去北京,那里比福州凉快些。我庆幸自己来巧了,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我知道蔡老如同候鸟,北方南方两头来往。果不然,八月份就接到诗人寄自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来信。他看了我的文章《唐湜与〈意度集〉》,指出“所引的资料都很珍贵,但行文似乎不简练。”这对我不啻又是一阵猛击,催我醒悟。他在另一信中说:“诗的好处就在简约。国外现代派认为,诗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就是压缩、跳跃、短小。散文,也和平常谈话有别。书面用语也应该精炼。文章以短为佳,啰嗦、冗长为大忌。”可谓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啊。

七月在福州凤凰池相晤,叙谈甚欢。谁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成永诀。这封9月7日来信,亦成了他留在我手中的最后笔迹。十一月,北京举行全国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海的何为作为福州省作家代表,启程出席会议。回沪后与我相谈,说蔡其矫虽出席了会议,但需人陪伴护理,会至中途因身体状况便退场了。听后,我哑然无言。我无法将他的现状与七月我所亲见的形象叠合在一起。我不敢相信,他健壮结实的身体,不到半年,便发生如此快的变化。尽管他已近九秩,然而他从未间断过旅行,这些年爬山涉水,一直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踪迹。这足以证明他身体的硬朗与生命力的顽强。从报上得悉蔡老于次年1月3日因患脑瘤去世,仍感到突兀,难以置信。看着他为我改稿留下的笔迹,他赠我诗集扉页上的签名,他的一封封来信,那些手泽是多么温润亲切,我一任泪水漫流。蔡老一生在文学之路上特立独行,即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标语流行于诗坛时,他仍欢快地写着“黄金的沙滩镶着白银的波浪/开花的绿树掩映着层层雕窗”这样优美的诗句。几十年来,那些孜孜于艺术素质的诗人,总被扣上“唯美主义”帽子而受到主流文坛的屏蔽,他们的声音那么微弱,却顽强地唱着自己的歌。他们始终受到冷落而沦为“边缘”。蔡其矫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命运。然而,他锤炼诗意,探寻诗美,中国的现代诗坛当有蔡老的一席之地。正如他在《真正的诗》中写道:“是诗歌最先叩打他的心门/他一生成了真正的诗。”蔡老为诗而生,诗便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今年诗人百岁诞辰之际,我说,他无愧为后学效法的楷模。

转载自《上海文学》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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