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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是注意力转移

人围观  作者:一言堂  2016-07-31 
标签: 思想文化

   从法国恐怖袭击到土耳其政变,在今天这个时代,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冲击力;而当人们对历史进行分期时,也总会以某个事件为中心,这个中心事件改变了原有的历史轨迹,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事件及其序列构成了历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明星齐泽克在2014年以“事件”为题写了一本专著,该书和其他三本专著《自我》《真理》《为什么长大》,收录在一套名为“Philosophy in Transit”的丛书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地铁上的哲学”为名出版了该丛书的中译本。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刘擎教授、吴冠军教授,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一起谈论了对“事件”哲学的看法。

   刘擎: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是注意力转移

   齐泽克著《事件》。

   齐泽克可爱但不一定可信

   刘擎:我曾经非常喜欢齐泽克,二十年前第一次在明尼苏达大学听他演讲时,完全“被惊艳到了”。后来觉得他精彩好玩,但不一定可信。比如齐泽克举过一个例子说,人们进入电梯之后喜欢不停地按关门键,但实际上那个关门键并不能加快关门的速度,只是让乘客产生一种主体性错觉,以为自己能掌控电梯。后来我们多次在电梯里做过测试,发现齐泽克是错的,关门按钮确实能加快关门的速度,所以我感到他是“可爱但不可信”。虽然一直还关注他的文章和演讲,但很少读他的著作,实际的原因是我的阅读速度赶不上他发表的速度。这次读《事件》这本书很受教,特别是他强调事件的“创伤性”和“不可言说”。

   刘梁剑:齐泽克没有给“事件”直接下定义,他通过关于事件的例子,对“事件”的概念形成了一个理解。这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给你举一个例子,不是对例子有领会,而是对概念有所领会。

   齐泽克的《事件》一书,结构上有好几“站”,一站一站地举例。在这个过程里,齐泽克有一点做得不够好。每一“站”对“事件”的分析非常精彩,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有很深的哲学意义被挖掘出来,但我们可能就只会对每个“事件”举的例子有很大的兴趣,会沉浸在例子中。

   吴冠军:《事件》这本书美妙的地方在于:作者在第一章回应了海德格尔的“事件”概念,在精神分析想象的那部分回应了德勒兹对事件的说法,在最后一章回应了晚近阿兰·巴迪欧对事件的言说。因此,他在这本书里要做的是,处理已有的思想家对“事件”完全不同的说法。齐泽克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些哲学家拉到与他对话的形式里面来。

   为什么二十世纪后半叶,从晚期海德格尔谈“事件”起,欧陆一批明星式的思想家——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巴迪欧——都把“事件”作为一个关键概念?我的理解是,哲学之前太多地谈规则、谈系统、谈结构,结构主义之后,哲人越来越发现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系统、无法逃脱的结构、无法改变的规则……当看到这样一个境况时,这些思想家们的追问是: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跟看似巨大的矩阵做斗争?那些思想家找到了一个公约数叫做“事件”,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把一切事物限定在它的框架里面。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则,真是牢不可破吗?“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控制下一秒不发生什么事情。

   事件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有些人生命中,“事件”会多一些。齐泽克一生中“事件”就比较多。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南斯拉夫不被允许教学,只能研究;剧变的时候争作总统,失败了。一个一个都是传奇性的事件,个人的生活也是事件迭起。据我所知,他至少娶了三任太太,前面两任都是以heartbreaking告终。这个思想巨人,心碎痛苦的经历不比我们少。

   哲学思考是不是只能从概念开始,一步一步地下来?哲学写作跟每个人的生命相关,跟生命中的事件相关。“事件”告诉你最大一点是,即使你的生命再糟糕,会有一些力量,你甚至不知道在哪里的力量,把当下的局面冲破,这个糟的局面不会被总体化。

   刘擎: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是注意力转移

   齐泽克。

   刘擎:如果你生活得很好,高富帅什么的,你也要担心会有“事件”发生。

   吴冠军:你的生活很好的时候,只要有“事件”思维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状态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你要不断地保持警醒,有所准备。我很喜欢的《权力的游戏》里说的:“凛冬将至。”“事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不是说“事件”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就会来,可能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你希望一切都不改变,一个“事件”来了,忽然你跌入三尺冰渊。

   真正的做爱只能作为事件发生

   刘擎: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事件”不一定立马让你得救,“事件”的发生会挑战甚至瓦解你原来看待世界的整体框架。齐泽克在这本书里提到《罗曼史》这个电影,用来讨论那种传说中“灵与肉融为一体”的完美爱情。他认为,对这种完美爱情存在四种意见:一种是说两个人的爱应该是精神性的,通俗来讲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如果有性,则是对爱的贬低。第二种说法,风花雪月的爱是瞎编的,最主要的是性,这往往是对男性的一个妖魔化说法,所有的甜言蜜语最终都是为了性。第三种看法,是承认灵与肉都有价值,但这两者是分裂,分属于不同的人,大概是像张爱玲小说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第四种,是灵与肉的虚假融合,假装每一次性爱都是灵魂之爱无比深刻的反映。齐泽克说,这四种意见都是错误的。真正灵肉一体的爱情,只能作为“事件”发生,这是“性与爱之间既真实又不可能的结合”,这听上去有点玄,我不太能理解。但我想吴冠军老师会讲得更好,因为在这方面他有非常丰富的、大量的……思考。

   吴冠军:在齐泽克的论述里面,这两个逻辑是没法共存的。当你处在一个浪漫的爱情中,你的下半身不知道在哪里了。另一种情况也存在: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为了下半身的那一刻,所有约会前面的吃饭、看电影,最好能跳过,跳不过没办法。但是我们真的不要那么绝望,“事件”美妙的地方在于,或许一生中,可能你我的生命中都没有遇到过,但是碰巧有一个人,在那么一个点上,遇上了灵与肉碰撞在一起,最美妙的爱情,跟最美好的性,真的是“做爱”——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making love”。但是会有这样的事件。在那一刻你是全身-心的,跟那个人结合在了一起。

   去事件化:用熟悉的解释框架驯服创伤性事件

   刘擎:齐泽克在几处都阐明了事件本身内在的风险属性以及它具有的摧毁性,因为事件超出了我们惯常的理由。他讲到诉诸“理由”的论述一般是在追溯,比如一个人谈“我是谁”,会描述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受什么教育等等,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但这种听上去有因果逻辑关系的叙事,实际上是在事后对自我重新的建构。这种叙事排除了或者最大限度地驯化了“事件”的影响。所谓“事件”性的东西是创伤性的,不可思议的,没有预兆的介入,突如其来之后就会打破这种因果逻辑顺理成章的历史叙事。对个人历史如此,对国家的民族历史也是如此。所以,迎接而不是拒斥“事件”,对我们来说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保持完整的自我,自我形象或自我认同等等会受到撞击可能会破碎。

   正如施米特认为“例外”比常态政治更能揭示政治的本质,同样,病痛、失业、失恋等等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会使你重新对待自己,你被迫反思我是谁,我要什么,我想成为什么。事件往往突如其来、不期而至,会扰乱你困惑你。齐泽克试图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冲击和困扰中,你可能必须告别那种自洽的完整一致的自我叙述,但这样你反而更有可能面对真实、面对自己的真相,而这会打开新的视域,引发转变。

   《事件》整本书的意义在于启发和激励读者,去勇敢地面对“事件”。这与我们一般的习惯不同。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想要“去事件化”,因为“事件”是在我们常规认知框架之外的、不可理喻的事情。“事件”像一个小野兽,把我们扰乱了,而我们的习惯是要保持稳定,因此就想要抵御事件的冲击,最方便的做法是用常规去驯服它——把“事件”纳入到我们以前熟悉的框架中,让它变得可以理解和容易解释,而成为“例外”。比如对失恋这样的事件,最现成的解释框架最能安抚我们,比如这个男生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太胖了,或者这个女生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太穷了。这种通用的解释简单明了,但抹去了你经历的创痛本身的独特性,事件就不再是一个特例,而是通常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我所谓的“去事件化”。用去事件化的方式去面对“事件”,你会驯服事件,即刻的好处是你获得了安宁和稳定,但是你没有真正抓住“事件”给你带来的所有可能。

   “9·11”对美国是非常创痛的打击。那时候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会说一些在美国主流社会听上去是噪音的意见。但这些批判性的异见知识分子,就是想要打开这个创伤性事件蕴含的思考空间:美国是不是要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是不是一种文明和另外一种文明的冲突?还是说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到“文明冲突论”,但亨廷顿自己表白说,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主流意见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蒙昧对先进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发动的进攻。这样的解释就是一种“去事件化”的方式,将创伤性的事件放到自己特别熟悉的那种解释框架: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斗争的框架中。当时,美国没有在政治上充分面对那个“事件”造成的所有可能性,而急于把它驯服,变成常规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去事件化”的处理是有代价的。现在我们知道,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包括现在IS,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都与此有关。

   刘擎: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是注意力转移

   苏珊·桑塔格。

   齐泽克的美妙在于,他可以在个人的“事件”和国家的“事件”间建立关联,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启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而反省自己的心态,自己多少有些回避激进哲学,是不是越来越老了?年轻的时候喜欢福柯的一句话,他说:“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旨趣,是成为你起初不是的另外一个人。”那时候读到这句话感到特别有吸引力,也喜欢欧洲的激进理论,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求稳定了。比如,怎么面对齐泽克的这本书?一开始我也是以“去事件化”的方式来阅读的,给他先贴上标签,这是西方激进左翼的东西,他们胡说八道但非常有意思。这样一来自己就比较安全,学术大厦已经建制化,不会受到困扰。但后来发现,越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本书,就越有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至少,同样花时间读这本书,我没有得到这本书本来可以展开的价值。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就是把自己的保守心态暴露给年轻一辈,让他们来打击我比较安稳的成见。当然,这不一定说我完全同意齐泽克,他的一些观点,比如引用布莱希特说,连建银行都不算疯狂,抢银行算什么疯狂。建造银行的暴力要远远超过抢银行的暴力。这是多么精彩的说法,但我们可以当真吗?我还是要想一想。无论如何,读齐泽克让自己回到一种不太安宁的、没有确定性的状态,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对公共事件的注意力总会被各种力量打散

   吴冠军:拒绝承认“事件”或把它合理化以获取安稳,其代价就是,通过“事件”打开的无限可能性被逃避掉了。这是激进左翼本体论上很重要的看法,也是他们对整个现有的被各种各样的力量稳定下来的那个巨大无边的系统的担忧。

   以前穷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富人太多,但至少生理条件、天生资质上并不一定比后者差。而现在连这个安慰都没了;现在富人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打各种针,缺什么补什么,这样的孩子以后出来,你会发现真的在形成另一种“人种”,一种“超级人”。各种各样植入、器官更新,七十岁照样还活得很年轻,我们都老得很不堪了……没有人去问是什么样的暴力让这些人像吸血鬼一样年轻有活力,而另一些人的价值,就是成为前者的器官贡献者。

   据说差不多到2050年,我们的科学可以原则上使人在没有意外事故、硬伤的情况下活两三百年,乃至接近不死。2050年在座诸君都能活到,刘擎老师能活到,我也能活到,但这事轮得到我们吗?马云有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有这种可能性,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帮人他们出门撞一下会死,但他们只要保护得小心一点,基本死不掉,他们可以换心植入,他们会在周围造各种各样的墙,人跟人的等级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世界,人跟人之间,不是朝向更平等,尽管我们整个现代性建立在平等的许诺上面。

   要改变这个方向是如此之难,以至于这些思想家最后只能依靠“事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很无奈的最后抵御。激进阵营中的大将拉克劳就曾批评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说依靠“事件”其实很悲哀,这其实就是“等待火星人”,其实你们已经绝望了,你们没有作为,等待“事件”发生。但等得起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世界已经退到没法再退了。再往后只能缴枪,承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注定成为末人。

   刘擎:前年《21世纪资本论》出来,引起了很丰富的讨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全球化的反省,再次成为焦点。但对这个问题,不是大家都漠不关心,都沉默了,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强大的思想潮流与政治实践,就是在回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从十月革命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都有感召力,然后,有个创伤性的事件发生,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现在的革命想象都要面对那个事件,怎么才不会重蹈覆辙,怎么才能避免一个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运动演变成专制和暴政,导致更不平等的状态。今天的激进左翼何以确信不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被很好地回答之前,激进政治的大众影响力只会如此“噢,我们已经试过了,那条路已经走过了”。齐泽克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对于苏东剧变可能需要“重新事件化”,这非常不容易。从《事件》这本书来讲,把这三十年前经历的事件“再事件化”,打开种种可能。为什么我们这么麻木?因为有很深重的无力感,无力感的背后是那些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事件已经被“消化了”,“事件性”的冲击力不复存在,我们失去了变革的想象力。

   刘擎: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是注意力转移

   《21世纪资本论》。

   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就是注意力转移。现在事件的层出不穷本身导致了“去事件化”的倾向。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专门做过统计,前十年有多少大的事件,许多都无疾而终,没有什么结果,大家也不关心了。我们在一个非常浅的层面感觉到不断有事件发生,但由于事件作为热点维持的时间很短,使得事件的“事件性”意义被淹没在事件的洪流之中,这也成为当下“去事件化”常规的机制,也就是注意力转移。我们对每个公共事件上投入的持久注意是很少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关注私人生活,你的孩子学习不好,你的高考有问题,会让你担心半年几个月,但是一个雷洋事件过去了,会不会有结果?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权力结构分布问题。当公民的公共参与非常有限的时候,对公共事件的注意力,总是会被市场或国家的力量所引导、转移或分散,这是一个机制,是注意力再生产的机制。也有另一种可能,我这一代人的想法太陈旧了。现在的私人生活太精彩了,私人领域好玩儿的事情太多,而且有新技术的发展,可以改造人的存在结构,以至于我们这一代认为重要的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年轻一代的孩子会认为我们关心的事情太老套了,那是旧石器时代的游戏,对于新一代人来说,我们像是人类的史前史。他们想象另外一种可能,只要持久地沉湎于私人生活,决绝离开公共生活和宏大叙事,反而会使我们谈论的危机不再相关了。也就是说,对新一代人而言,我们老一代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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